湘阴县城北三十公里处的汨罗江是战国时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悲愤自沉的地方。为了吊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千百年来，湘阴城乡每逢端午必泛舟投黍表示纪念。习俗相沿，渐渐形成了端午龙舟竞渡的活动，这在我国史籍上早有记载。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竞渡曲》中的“湘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的诗句，就足以佐证其事。翻阅《湘阴县志》，历代都有记叙。《明嘉靖志》中有“端午，户插菖艾泛酒，以菖蒲浸朱砂洒之遍屋，曰辟毒；若龙舟竞渡，角黍投祭，则屈原之遗事也”。《清乾隆志》中不仅有“坊市造龙舟竞渡夺标，官民临水致祭，以吊屈原”的话，且刊有屈原遗作以及记叙历年龙舟竞渡的诗文。我县沿江河的村镇，特别是城关镇，每逢端午，龙舟竞赛，热闹非常。
    湘阴县城的龙舟竞赛，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各种阵营。至清末民初，“红船”与“黑船”已是两个旗鼓相当，年年交锋，为全县人民瞩目的组织。属红船系统的有金船、红船和白船，合称“金红白”；属黑船系统的有赛青龙、震青龙与老赛黑，合称“青青黑”。全镇居民，除官府衙门的人外，都有归属。城郊居民同样有归属。再远一点就不属“红船”、“黑船”了，只要能参加比赛，多种颜色的船都可以。城关所有居民属什么船都是以出生地为准。即在红船地带出生的属红船，在黑船地带出生的属黑船。这个“规定”历代相沿，人们视同法律，谁都不敢虚报，谁也不愿虚报，以致当时一家人中有青一色是同属什么船的，也有红黑杂处的。有的母亲属黑船，子女却属红船，有的丈夫属红船，妻儿却属黑船。有的人曾经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以保持全家人“清一色”。三十年代城北有个姓彭的殷实巨贾，全家都属红船，自己是红船上的中坚分子，但后来却住在黑船地界。一年，他的儿媳将要分娩了，他唯恐媳妇生下的孩子属黑船，曾不惜重金在红船地界买了一栋房子，让媳妇搬进去生孩子，可见当年红黑船的界限在人们头脑中严格到了何种程度。因此，每逢竞赛，界限就更分明了。遇到要保密的事，纵是夫妻、父子，如不同属一条船则互相不通消息，遇到要出钱出力的事，也是各输所有，各为其船。每逢正式比赛，更是“物以船聚，人以船分”了。看比赛时，同属一船的男女老幼聚集在一块，摇旗呐喊，鼓噪助威，宛如两军对阵，壁垒森严。
 无论红船、黑船都有个“龙船公”，由几个有声望、有经验、且又非常热忱于竞赛的人充当首士(即领头人)。首士们三四月间就筹集资金，开始添置服装，整修船只。四月下旬集中理事，称作“立坛”。他们先把龙船油饰一新，等快下水时，还得用大量的猪油、蒜泥将船底船边擦得油光闪亮，以增加滑度，减少水的阻力。四月三十日晚，首士和参赛人员集中起来，杀猪、行礼、鸣炮、奏乐，隆重地举行祭船仪式，称作“关头”和“亮灯”；五月初一龙船下水，划手作赛前练习，同时检验班子，称作“齐桡”；初三、初五是预赛和决赛日期，称作“正船”(初二、初四休息)。
   参赛的每条龙船上一般都有三十六把桡子和一个艄公、一个鼓手、一个锣手、一个扬着三角小旗负责指挥的人。其中艄公是主帅，三十六名划手中，雄踞船头左右的两个划手称作“头桡”。他俩经常是擎着桡子，随着鼓声频频虚晃，非到关键时刻是不轻易下头桡的。鼓手、锣手，都是照旗手和艄公的眼色行事。桡手挥桡的缓急是随着鼓声的缓急而定的，叫做“听鼓下桡”，这些都是不能乱套的。
    正式竞赛时，江河两岸士女如云，摩肩接踵，万头攒动，杂以各色旗帜和铳炮，真是五光十色，好一派壮观景象!
    赛至关键时刻，吆嗬助战声、锣鼓鞭炮声此起彼伏。千万观众兴奋的心情无法表达，有的竞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遮阳伞，自己头上、别人头上的草帽、斗笠抓了往空中抛。红船阵地红旗拂拂，黑船阵地蓝旗飘飘，湖心龙船风驰电掣，如流星疾矢，它们牵动着千万观众好胜的心情。竞赛之后，常要引起各种街谈巷议，甚至一家人说输道赢，争得面红耳赤。事后照例还会出现一种叫“陌路贴”的游戏文章，彼此挖苦讽刺一番。
    划龙船比赛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但红黑船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