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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原名二南，学名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湘阴(今汩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30年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同志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江泽民同志题词：“发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
任弼时自幼天资聪慧，机敏过人。9岁在序贤学堂读书时，即在题为《自立》的作文中，针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发出“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的呼吁。1919年他在长沙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湖南进步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由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历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代理总书记、总书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共青团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任弼时同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创建和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调中共中央机关，参与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总行委委员、主席团成员，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领导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7月，任红六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探路。与贺龙部会合后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同年12月，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长征中任二方面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一起成为中央三位主要领导成员，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战争，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青年团建设、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任弼时同志虽然重病缠身，但他仍忘我工作。一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筹备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还在研究朝鲜战局，终因劳累过度，1950年10月25日突发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任弼时同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评价：“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1920年他在16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46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由于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全党、全军的热爱。”
任弼时同志能够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与他的独特业绩和独特贡献分不开的。
任弼时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善于在复杂斗争中把握正确方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任弼时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热切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忘我奋斗。
他曾两次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回到牢房，还忍着疼痛，鼓励同被关押的战友，维护党的利益。他说：“敌人想征服我们，我们不屈服就是胜利，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叛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弼时同志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十地革命初期，出现了“左”倾错误，他发表《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指出：暴动“必须有广人的阶级及群众做基础。”不顾条件的“无动不暴”，是冒险主义。这些思想主张对纠正盲动主义，起了积极作用。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他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斗争。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错误主张时，他受中央委派，到共产国际去联系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理解和支持，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抱病到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附近二三十个村子深入调查土地改革情况，及时指出了正在蓬勃发展的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下发全党。党中央这一次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关键性的纠偏，对提高党员与干部的政策水平，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任弼时选集》，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任弼时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不辞重负奋力前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
延安时期，他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提高工作效率，他着手整顿中央办公厅，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头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同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生产，积极参加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纱比赛，他纺的线被评为第一名。
任弼时同志常常忘记自己重病在身，靠坚强意志来战胜疼痛，坚持工作。1947年3月，蒋介石派兵向陕甘边区进犯，毛泽东同志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任弼时同志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与周恩来同志一道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时，医生发现他血压很高，劝他休息。他不肯，并劝医生不要向毛主席反映。1949年离开西柏坡进北京时，他是抱病躺在吉普车上进城的。一进城，他就立即投入全国团代会的筹备工作。他起草了一万多字的政治报告，并代表中共中央在团代会上宣读，一直到体力不支，不得不中途由他人代读。叶剑英同志在怀念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中说：“三十年来，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要求自己，是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人。他身居高位，功勋卓著，但从不以功臣自居，而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工作艰苦深入，生活十分朴素。从战争时期到解放以后，始终保持这种优良作风。
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群众最贴心的人。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到各县区调查了解情况。他随身带一本牛皮纸包的厚本子，把发现了解的情况一一记上。当时省委许多文件就是根据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而制定的。有时到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好的典型就加以总结推广。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经常去红军医院看望慰问伤病员，还抽空去军属家问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苏区军民亲切地称他为“好政委、好书记”。
任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叮嘱周围的同志不要铺张浪费，要爱护公物，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别的同志。全国解放以后，任弼时同志艰苦朴素的本色没有变。在北京市郊养病期间，他规定家人不准随便要车进城，要把办的事积在一起集中去办，免得浪费汽油。要注意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灭，把节约下来的电用于建设。进城以后，他住的房子很残旧，机关花了一点钱维修一下，他知道了心里很不安。他的住房临近大街，人车嘈杂，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有病，就安排他搬进一个机关所在的房子。他却说：“那里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不能为了我一人去牵动整个机关。”同志们见他不同意搬，于是建议帮他换一间合适的房子。他又说：“何必去换房子呢?这里还可以住嘛，还是住这问房子吧!”他住的房子始终没有调整，一直到逝世。
任弼时同志将全部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给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事业。他的崇高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任弼时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任弼时自幼天资聪慧，机敏过人。9岁在序贤学堂读书时，即在题为《自立》的作文中，针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发出“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的呼吁。1919年他在长沙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湖南进步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由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历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代理总书记、总书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共青团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任弼时同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创建和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调中共中央机关，参与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长江局总行委委员、主席团成员，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领导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7月，任红六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探路。与贺龙部会合后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同年12月，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长征中任二方面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一起成为中央三位主要领导成员，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战争，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青年团建设、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土地改革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任弼时同志虽然重病缠身，但他仍忘我工作。一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筹备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还在研究朝鲜战局，终因劳累过度，1950年10月25日突发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任弼时同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评价：“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1920年他在16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46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由于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全党、全军的热爱。”
任弼时同志能够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与他的独特业绩和独特贡献分不开的。
任弼时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善于在复杂斗争中把握正确方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任弼时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热切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忘我奋斗。
他曾两次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回到牢房，还忍着疼痛，鼓励同被关押的战友，维护党的利益。他说：“敌人想征服我们，我们不屈服就是胜利，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叛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弼时同志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十地革命初期，出现了“左”倾错误，他发表《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指出：暴动“必须有广人的阶级及群众做基础。”不顾条件的“无动不暴”，是冒险主义。这些思想主张对纠正盲动主义，起了积极作用。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他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斗争。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错误主张时，他受中央委派，到共产国际去联系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理解和支持，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抱病到陕西米脂县杨家沟附近二三十个村子深入调查土地改革情况，及时指出了正在蓬勃发展的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下发全党。党中央这一次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关键性的纠偏，对提高党员与干部的政策水平，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任弼时选集》，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任弼时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不辞重负奋力前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
延安时期，他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提高工作效率，他着手整顿中央办公厅，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头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同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生产，积极参加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纱比赛，他纺的线被评为第一名。
任弼时同志常常忘记自己重病在身，靠坚强意志来战胜疼痛，坚持工作。1947年3月，蒋介石派兵向陕甘边区进犯，毛泽东同志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任弼时同志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与周恩来同志一道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时，医生发现他血压很高，劝他休息。他不肯，并劝医生不要向毛主席反映。1949年离开西柏坡进北京时，他是抱病躺在吉普车上进城的。一进城，他就立即投入全国团代会的筹备工作。他起草了一万多字的政治报告，并代表中共中央在团代会上宣读，一直到体力不支，不得不中途由他人代读。叶剑英同志在怀念任弼时同志的文章中说：“三十年来，弼时同志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斗争，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要求自己，是平凡而伟大的共产党人。他身居高位，功勋卓著，但从不以功臣自居，而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工作艰苦深入，生活十分朴素。从战争时期到解放以后，始终保持这种优良作风。
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群众最贴心的人。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到各县区调查了解情况。他随身带一本牛皮纸包的厚本子，把发现了解的情况一一记上。当时省委许多文件就是根据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而制定的。有时到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发现好的典型就加以总结推广。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经常去红军医院看望慰问伤病员，还抽空去军属家问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苏区军民亲切地称他为“好政委、好书记”。
任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叮嘱周围的同志不要铺张浪费，要爱护公物，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别的同志。全国解放以后，任弼时同志艰苦朴素的本色没有变。在北京市郊养病期间，他规定家人不准随便要车进城，要把办的事积在一起集中去办，免得浪费汽油。要注意节约用电，做到人走灯灭，把节约下来的电用于建设。进城以后，他住的房子很残旧，机关花了一点钱维修一下，他知道了心里很不安。他的住房临近大街，人车嘈杂，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有病，就安排他搬进一个机关所在的房子。他却说：“那里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不能为了我一人去牵动整个机关。”同志们见他不同意搬，于是建议帮他换一间合适的房子。他又说：“何必去换房子呢?这里还可以住嘛，还是住这问房子吧!”他住的房子始终没有调整，一直到逝世。
任弼时同志将全部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给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事业。他的崇高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任弼时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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