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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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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出生于县城西正街“面榴轩”,17岁补弟子员,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道光十七年门837)乡试中举,后曾执教辰州(今沅陵),应聘人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以幕僚身份,到海防前线筹划战守机宜并上杀敌,积极参加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是年秋以父丧同籍守制,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入湖南,清廷命丁忧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曾不欲出。郭嵩焘专程驰至湘乡,极力促曾出山,并入曾幕,参赞其事,助创“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曾向江忠源建议编练水师,制造战船以抗太平军,后来曾国藩注重湘军水师,实由郭发其端。此后,、为曾的“湘军”及其水师筹措粮饷,奔走于湘、赣、江、浙一带。存上海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对清廷的固步自封深感遗憾。咸丰六年(1856)郭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

  咸丰八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人值南书房。次年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后以僧撤除北塘军备,郭力劝不可,僧不从,乃辞归北京。旋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所过府县,拒收地方官馈赠,对承办税务的贪污受贿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所过府县,拒收地方官馈赠,对承办税务的贪污受贿者秉公查办。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诏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他认为“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与达官显宦中频繁交往,深感清廷上下腐败成风,乃于咸丰十年告假回湘阴。眼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畅抒己见。

  同治元年(1862),任苏松粮储道,次年迁两淮盐运使。其间,因原库存亏空很大,军饷难支,郭规定军民配盐,必由运司掣验。整顿盐务,使盐运大畅,欠饷全清,还存银20余万两,郭亦因此被赏三品顶戴。同年,调署广东巡抚,任内尽力筹措军饷,配合左宗棠、毛鸿宾镇压太平军余部。并仿造三板战船,加固海防,清匪缉盗,整顿厘卡,建立饷库,兴利除弊,严肃吏治,只2年,库存盈积二百余万两,郭被赐二品顶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潮州辟为通商口岸,潮州人民反对洋人人城,英国领事多次要求人城未果。同治四年清廷命两广总督瑞麟和郭嵩焘妥善办理。郭派专员到潮州;说服文武官员和绅耆,允准英人人城,后以遭人反对,3天后仍送出城。加之与总督瑞麟的政见不合,五年三月被开缺回到故里。郭嵩焘被黜后,着手主编《湘阴县图志》,带头捐献修志经费,动员县耆乡贤共襄义举,并在苦心孤诣编纂《县志》的同时,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倡建王船山祠。

  同治十三年(1874)又奉诏入京,《湘阴县图志》暂停编纂。光绪元年(1875),署福建按察使,同年诏任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迁礼部左侍郎。其间他第一个上疏打破世俗的偏见,成立外语学校;第一个主张商办轮船公司,依靠商民与洋人争利,并建议:“强国之道,不特效法西方军备、技艺,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因西法之基。。同年九月以兵部左侍郎、钦差大臣派赴英国,首任中国驻英公使。当时京城朝贵,舆论大哗,认为郭使英国是与“夷狄’周旋,有辱“天朝”官员身份,甚至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对此,郭处之泰然,上奏批评一些士大夫‘不考究中外大势,一味负气自矜,徒恃虚骄,于国有害无益’。郑重表示:使英摸是为了“知洋情,然后知所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认为西方国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亦可也,不得其道,其害亦祸之。"

  光绪二年(1876)九月,!,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去英,途经亚、非、欧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认真考察滌沿途幸地的政教、军事,民情风俗,物产贸易等情况,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由伦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守旧派见书后群起攻击,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在因循守旧的封建舆论压力下,此书被毁版。光绪四年春,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他积极疏请清廷先就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置中国领事馆,以保护侨民。同时,他在处理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厦门渔民被英商残害案、英轮故意撞沉华船赔偿案、英商虐待华工案等外交活动中,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使西期间年已60岁,仍认真学习外语,经常外出参观,接待学者及各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朝廷提出:“审知彼我情势之异,而又其可能行者,使缓急轻重之理先得吾心,而后可与考求西法”。多次奏请清廷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研究西洋律例,纂辑“通商则例”,以约制外人。他身居海外,心系祖国。英国新闻机构在中国拍摄了大量吸鸦片的男女僵卧烟馆的图片,报导云、贵、川一带,家家户户都有烟枪,农民弃粮植烟。图片在伦敦展出,郭见后悲愤交集,1877年他连续2次上疏清廷,阐述吸食鸦片将导致“地将无耕种之农,国将无御敌之兵,朝廷将无廉洁之臣,乃至亡国灭种”,并提出禁止鸦片的具体措施。由于清廷一味依赖鸦片税弥补国库空虚,其建议未能得到采纳。

  光绪五年(1879)奉诏回国,按当时《西国近事汇编》载:“伦敦、巴黎两都人士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佥称之日:如斯人者可不愧‘国使’两字。当其初至也,崇行人文馆,建中国旌旗,不失汉宫威仪。请见英王,不亢不卑,进退合度,于一切之宜,皆能明察,而运以大公无我之心,迳告本国”f真连慈禧也不得不承认: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据《光绪政要》(卷十七)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去任后,犹称颂弗衰。生平廉洁自矢,任运司时。出使期间,开报公款,仅薪水房租两事,其他皆自支销,后归家无余赀,惟道德文章传世”。

  自英、法回国时,见国是日非,愤而思退,托病辞官,迳回梓里。清廷曾多次召他去京供职,他坚持乞假开缺,在长沙局关祠辟建“思贤讲舍”(即今船山学社)讲学;设立“养知书屋”,+藏书、读书、著书;继续主编《湘阴县图志》,于光绪六年(1880)纂成此书,次年付梓问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誉之为“近代志书中上品”。归隐后,虽处于诟辱的苦闷和疾病中,仍然忧国忧民,向朝廷提出对《里瓦几亚条约》的驳斥,主张必须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为前提来解决伊犁争端和对法战争;还提出改革外交、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建议。

  光绪十七年(1891)农历六月,病逝于长沙,终年73岁。生前,他自撰《戏书小像》诗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殁后,归葬湘阴东乡老冲坡飘峰山(今汨罗市沙溪乡)。其遗著有:《养知书屋诗文集》、《郭侍郎奏疏》、《使西纪程》、《绥边征实》、《礼记质疑》、《罪言存略》、《大学中庸质疑》、《朱子家礼》、《史记札证》、《周易释例》、《湘阴县图志》、《湘阴郭氏家谱》、《毛诗余义》、《会合联吟集》、《郭嵩焘日记》、《玉池老人自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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