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朝廷敕百姓立私学，此后，由家庭、闯里、街坊或教师个人设立的私塾渐增多，经费由学生家长负担。北宋天禧至清光绪初（1017—1880年左右）邑士邓咸，彭思齐、左宗棠及杨、易、彭、张、虞、吴等姓氏先后举办义学三10余所，经费由主办者提供，学生免费入学。清嘉庆年间私塾尤为普遍。宣统三年(1911)《湖南民情风俗》载：“学堂主堂未普及之前，子弟求学不能不惟私塾是赖。湘相阴县乡间有散馆、丛馆、专馆、宾主馆等名目，就全县统计不卜数千处”。私塾按学生程度分}蒙馆、经馆（湘阴称丛馆）2类。蒙馆以《三字经》、《千字文》、《四字女经》、《幼学琼林》“四书”等为教材，向儿童进行识字、习字教学；经馆向青少年讲授“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儒家经典著作，指导J作诗文。能人经馆就读的工农子弟甚少。其时，“书院”与“县学”为县内最高学府。北宋祥符间（1008～1016）于县北60里屈原庙侧建汨罗罗书院，  元代封屈原为清烈公，书院随之改名清烈书院，兴废之迹失考，后以其地为汨罗庙。宋天禧间(1017～1021)邑土邓咸设私学于县城南门外笙竹驿，名笙竹书院，久则旷废。庆历四年(1044)废院置为县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义建仰高书院于县城。上述书院先后敦请茶陵绵希辙、邑举人王立槐、进士周锡溥、黄世铭、易堂俊等名师讲授儒家经籍，为儒生准备科举之场所。入学对象限制甚严，惟已成秀才的儒生可入学“文生课”以备乡试；官绅子弟15岁以上，已读完“四书”者可人学“童子课，以应童试”。“县学”为县级地方政府所设专供生员就读的官学。湘阴县学始于庆历四年，以学宫为学址。人学者须经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后方准入学。学额由上级规定。至崇宁元年(1120)湘阴属中等县，定学额40名，嗣后屡有增减，最多时亦只50名。  自唐初至清光绪三十一年(618-1905)的1287年中，经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者799名。其中进土78名，举人3 19名（内武举人35名），贡生402名。每16.5年取进士1名，每4，03年取举人1名，夏原吉、郭嵩焘、左宗棠等皆在其列。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新思潮的影响，湘阴在长沙创办驻省师范，光绪三十一年创办驻省中学。同年，废科举、兴学堂，县内创办高等小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办小学23所。

附：湘阴县进士名录
唐朝：邓进忠
宋朝：陈  瞻  王维岳  彭  介  吴  抃  彭  亚  彭  慥
      李孝孙  邓忠臣  彭子忠  彭子明  许  益  邵  珪
      邓  渊  李申之  胡天辉  彭  渊  吴采之  彭嘉之
      黄  抗  吴  迈  戴  昂  邓  深  夏侯孚先  黄  振
      龚  舆  许宝卿  许  晟  周望之  周一龙  桂  琳
      黎九德  赵希哲
元朝：邵赞廷  邵廷燧
明朝：彭  谦  秦  良  鲁  文  范  奎  黄  铖  夏宗文
      程  沂  崔  谕  李廷龙  涂用宾  吴应台  邵  敏
清朝：杨枝建  孟启谟  王邦光  瞿信昭  杨  瑝  曾光先
      陈梦麟  徐名彝  周锡溥  吴  灼  易焕暄  张学尹
      黄世铭  李星沅  李  杭  吴英越  周  琛  郭嵩焘
      李得春  易堂俊  谢宝锣  易鉴章  姚  暹  周媳枝
      吴国镛  刘润珩  黎敬先  郭立山  周  旭  郑祖焕
      彭绍宗

  民国时期战祸频仍，灾荒不断，湘阴的教育事业在困境中仍有所发展。民国6年(1917)湖南省视察75县教育，湘阴名列13个教育甲等县之一。民国13年小学所数为清末的23倍，不少私塾被新兴小学所取代。民国14、15年水旱虫灾相继，多数学校停办，至民国17.18年又全面恢复。民国19年，县苏维埃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小学又有发展民国29年，奉令实施国民教育，83 %的乡有中心国民学校，86%的保有国民小学，另有分校及私立小学458所，私塾179所。翌年湘阴被列入省的小学义务教育一等县。民国33年日军侵占湘阴，学校惨遭破坏，敌占区内一片空白，惟县立中学坚持分散设点，青江中学远迁辰溪县复课。1945年日军投降，学校恢复，继因内战兴起，教育经费被挤，教育事业的发展受阻。
  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的35年中，教育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1949一’1951年，按中共中央“维持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方针，以“教育向工农开门”为办学指导思想，中小学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发展迅速。1957年与1949年比，小学生增8倍，中学生增长7倍，扫盲业余教育列入省的先进行列。．1958～1960年，因“左”的干扰与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学校在数量上有发展，但质量明显下降。1961年起贯彻调整方针，学校布局渐趋合理，教育质量渐次提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造反”，教师挨斗，相继提出所谓“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上大学不出县”的口号，学校盲目升级、盲目发展，而40%的教师被下放劳动改造，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每况愈下。1978年开始拔乱反正，通过不断清除“左”的影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办学条件，端正办学方向，普通教育、专业教育、成人教育稳步发展，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至1985年在校学生占全县人口的22.2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1985年的9年中，平均每年向国家输送大学生1 72名（其中本科生104名）、中专生178名。